有易氏、昜人与唐人寻踪

我自己好像有点奇怪，只有看到C，无论是C南还是C北，无论是C1还是C2，我都觉得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；无论两者分开几万年，要不，为何都称为C呢？哈！

商人屡迁，对“前八”，张翠莲《太行山东麓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浅析》论述了环境原因：“关于下七垣文化，多数学者认为其创造和使用者为商族。该文化分布的豫北冀南地区在先秦时气候温暖，年平均温度较现在高2—3℃，而且植被良好，湖沼密布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这一地区有大陆泽、鸣泽、汦泽、鸡泽、海泽等大小湖泊十几处，这些湖泊多由浅平地潴水而成，补给不稳定。湖沼水体枯变率很大，而当时此地又降雨量充足，基本上是雨水多、大旱少，因此水灾经常发生。联系到商先公屡次迁徙，而且商人后代大为祭祀商先公冥就因为“勤其官而水死”的记载，我们推测很可能其中的一部分迁徙与水患有关。虽然这个地域湖沼密布、水患频仍，但由于其用水便利、土地肥沃，商人始终未予放弃，这一点从商先公迁徙的地望可以看得出来。因此我们说不论从文化面貌还是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商人源于豫北冀南、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的观点应该是成立的。”

所以，严格地说，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之间并不能划等号。

本帖的一个关注点即是“唐人寻踪”，帝尧与陶唐氏的关系当然是讨论的一个层面，后面自然会述及。

有一个人号称是唐人后裔，官方史书明确记载他“出自唐帝”，这个人就是刘邦。这可靠吗？23魔方推出了刘邦的Y，这可信吗？后面我们也会有讨论。

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实例，说明由文献推论族姓未必可靠，以周代的黎国为例。

目前学界的多数观点认为“戈”族是姒姓，夏人之后，其地望在陕西泾阳，依据的是文献上如司马迁《夏本纪》所载和陕西泾阳高家堡墓地。这种观点经得起考验吗？

夏代的戈族是姒姓，商代的戈族就一定是姒姓吗？夏商之际与商周之际的王朝更迭，族名国名一致，但上层人群发生变更，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是可以举出的。如商代的燕国，它应为姞姓，它的文化谱系是大坨头文化——围坊三期文化——张家园上层文化，到了周代，这是姬姓召公的封国，虽然召公的姬姓是被赐的。即使到了战国，田氏代齐，妫姓取代了姜姓，国名仍叫齐国。而商代的齐国，很可能就是亚醜族的苏埠屯所在，它当为子姓。

雒有仓：从上述分析可知，复合族徽的形成有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。其类型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：（1）基于婚姻关系，相互联姻的族氏为祭祀亡故亲属，将致祭者氏名或受祭者氏名同时铸刻在青铜器上，从而形成了复合族徽。这种复合族徽是本族氏名与外亲氏名的组合，具体分为三种：受祭者父氏+母氏；致祭者夫氏+妻氏；已嫁女夫氏+父氏。（2）基于联合或联盟关系，相互联合或联盟的族氏为加强彼此联系而时常存恤弔祭，当某一族氏有丧祭时，与之联合或联盟者常常賵赠铜器以助祭，将主祭者氏名与从祭者氏名铸刻在一起，从而形成了“主祭者氏名+从祭者氏名”形式的复合族徽。（3）基于同族分化关系，从旧族分离出来的新族氏往往在旧族名前后附加新氏名，以表明自身所从出及与旧族的联系，从而形成复合族徽。这种复合族徽是分支氏名与本族氏名的组合，常见有“新氏名+旧族名”或“旧族名+新氏名”两种形式。

李伯谦《觉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》，李伯谦指出，觉公簋铭文将觉公为妻子铸造铜器居然与“唐伯侯于晋”联系起来，以唐伯侯于晋作为铸器的纪年，足见觉公与燮父关系的密切。觉公簋铭文末尾铸有觉公家族的族徽，该族商代已经存在，侯家庄西北岗M1004出土的头盔曾有此徽号者，陕西泾阳高家堡戈族墓地铜器上尚见有⋈与戈合署的族徽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铸有此族徽的铜器亦见于晋侯墓地M114一件觯和曲村墓地M6195一件小鼎上，时代为西周早期。

李伯谦认为，朱凤瀚在文中推测觉公很可能是作为僚属随叔虞封唐来到唐地的，但据天马—曲村遗址出土有这两件署有“⋈”形族徽的铜器的情况来看，觉公一族可能也随唐伯一起来到了晋地，否则，他们铸造的铜器不会作为賵赙之物随葬在燮父和燮父臣下的墓葬中。

这个族徽“⋈”，有释为网，有释为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