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氏朝代所创禅让制的历史实际运行情况

陶寺遗址早期距今4300年-4100年，200年的时间足够产生5位以上的“尧”。陶寺遗址早期已发掘4个龙纹陶盘，证明陶唐氏（或者陶氏）至少有4位“尧”。集成“天下”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来形成最早天文历法的活动必然不是一位“尧”的任期内能完成的。陶寺遗址早期未见破坏，证明“尧”的权力是和平过渡的。

可以合理想象：正是因为权力和平过渡，陶寺遗址的早期部族也就是尧部族几乎没有内耗。内耗少也是尧部族成为中华民族主体粘合剂并成为“天下”第一个统治部族的原因。

从农耕文明的角度来看，部族内耗少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。人口数量增多之后，部族成员可进行水利工程、天文历法、发明创造、医疗教育、法律修订、生产商业等活动。

这些想象也可以通过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的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”来验证。尧部族（陶氏部族）的和睦与后来李氏唐朝玄武门互斗的模式完全不一样，是儒家理想的政治形态。

南北朝时期陶侃的崛起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。陶侃的父亲是柴桑侯陶丹，母亲是湛氏。湛氏是有名的贤母，与陶答子妻为历史上有名的贤妻良母。因为母亲贤惠、家庭内耗少，所以陶丹的柴桑侯爵位才能在陶侃时升为长沙公，并在陶侃儿子陶瞻时成为世袭罔替爵位。

满族建立清朝过程中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和顺治的权力交接类似于禅让制，也做到了平稳过渡。内耗少也是八旗能够迅速崛起，对山海关以内李自成、吴三桂和南明各势力逐个击破的原因。

此外，禅让也分为内禅和外禅。清朝乾隆禅让给嘉庆就属于内禅，也是和平过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