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出土文物、金文与文献三重证据下的徐国史重构
【摘要】后世文献中"徐偃王"的形象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周中期周穆王时期的人物。然而，通过对出土青铜器铭文、先秦文献及后世史籍的系统梳理与比对，本文提出：文献中的"徐偃王"实乃多位徐国君主事迹杂糅之结果。1979年江西靖安出土的春秋晚期"徐令尹者旨型炉盘"，其铭文"雁君之孙"确凿证明春秋时期确有"雁（偃）君"存在；《韩非子》所载被楚文王讨伐的徐偃王，与《史记》系于周穆王名下的徐偃王，实为相隔约三百年之两位人物；而《礼记·檀弓下》明确记载周穆王时期率九夷攻周的徐国君主为"驹王"。综合三重证据，被楚文王所伐的徐偃王应为春秋时期人物（约公元前7世纪，距今约2790年），而周穆王时期的徐国霸主实为徐驹王。
【关键词】徐偃王；徐驹王；者旨型炉盘；金文；年代学；楚文王；周穆王
一、引言：一个被混淆了两千年的历史形象
徐偃王，是中国上古史中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据《史记》《韩非子》《后汉书》等文献记载，徐偃王"行仁义"而"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"，最终因"仁而无权"而被讨伐灭亡。然而，这一看似统一的历史叙事中，却隐藏着巨大的年代矛盾——同一"徐偃王"，在《史记》中出现在西周中期的周穆王时代，在《韩非子》中却与春秋初期的楚文王同时，在《淮南子》中又与春秋中期的楚庄王同时。三位君主相隔数百年，如何能与同一人发生交集？
这一矛盾自三国时期便已引起史家注意。谯周在《古史考》中明确提出："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去周穆王远矣。"然而，由于传世文献的权威性和连续性，"徐偃王即周穆王时期人物"的说法长期占据主流。直至近现代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大量徐国青铜器的出土，这一传统认知才面临根本性的挑战。
本文拟从出土文物、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三重证据出发，系统论证：后世文献中的"徐偃王"形象，实为不同时期多位徐国君主事迹的杂糅与混淆。春秋时期被楚文王所伐的徐偃王（约公元前7世纪），与西周中期周穆王时期的徐国霸主徐驹王，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人物。
二、核心证据一：春秋"雁君"的出土实证
（一）"徐令尹者旨型炉盘"的发现与铭文
1979年4月，江西省靖安县出土了三件青铜器，均为徐国遗物。其中一件青铜炉盘，盘内底部铸有18字铭文："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，择其吉金，自作炉盘。"此炉盘与一件箕形方孔青铜炭铲配套出土，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，被学界公认为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的重要代表。
铭文中的"雁"字，在古文字学中常与"偃"通用。"雁君"即"偃君"，亦即"徐偃王"。这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唯一能够直接证明"偃"（"雁"）作为徐国君主称号存在的实物证据。该炉盘的年代经考古学断代为春秋晚期，其出土地点江西靖安，也为徐国在春秋中晚期向南迁徙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。
令尹者旨型自称"雁君之孙"，表明"雁君"（偃君）是其祖父辈的徐国君主。这一世系关系说明，在春秋时期，"偃"（"雁"）确实是徐国王族使用的称号或谥号，而非后人的虚构。
图1 徐令尹者旨型青铜炉盘与方孔青铜炭铲（江西省博物馆藏）
（二）铭文释读与"雁""偃"通假
古文字学研究表明，"雁"与"偃"在先秦时期属于音近通假关系。"雁"为疑母元部，"偃"为影母元部，二者韵部相同，声母发音部位相近，在先秦文献和金文中多有通假之例。
炉盘铭文的释读，学界基本达成共识："雁君"即"偃君"，是春秋时期徐国君主的一种称号。这一称号的使用，与后世文献中"徐偃王"的记载形成了直接的文物对应关系。然而，该炉盘中雁君生活的春秋年代（约公元前770年），却与《史记》将徐偃王系于周穆王时代的说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——周穆王生活于约公元前10世纪，而春秋晚期则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，二者相隔超过两百年。
三、核心证据二：传世文献中的年代矛盾
（一）《史记》与《韩非子》的冲突
关于徐偃王的年代，传世文献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：
1.《史记》系于周穆王：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："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……徐偃王作乱，造父为缪王御，长驱归周，一日千里以救乱。"同书《赵世家》亦有类似记载，明确将徐偃王"作乱"之事系于周穆王名下。按传统推算，周穆王在位约公元前976年至前922年，属西周中期。
2.《韩非子》系于楚文王：《韩非子·五蠹》载："徐偃王处汉东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义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荆文王恐其害己也，举兵伐徐，遂灭之。"此处明确称讨伐徐偃王的是"荆文王"（即楚文王）。楚文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89年至前675年，属春秋初期。
3.《淮南子》系于楚庄王：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又载王孙厉劝说楚庄王伐徐，楚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，属春秋中期。
从周穆王（约前10世纪）到楚文王（前7世纪），再到楚庄王（前7世纪中叶），三者相隔数百年，不可能与同一位"徐偃王"发生交集。这一文献内部的巨大矛盾，说明"徐偃王"绝非特指某一位君主，而是不同时期徐国强大首领的统称，其事迹在后世传抄中被混淆杂糅。
（二）谯周《古史考》的辨正
面对这一矛盾，三国时期史学家谯周在《古史考》中率先提出质疑："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去周穆王远矣。且王者行有周卫，岂得救乱而独长驱，日行千里乎？此事非实。"
谯周的论证包含两个层面：其一，从时间上看，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与周穆王相距甚远；其二，从情理上看，周穆王作为天子，出行必有周卫随从，不可能"独长驱日行千里"去救乱。这一辨正虽然精辟，但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，并未能根本扭转"徐偃王即周穆王时人"的传统认知。直至清代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再次辨此事，近代学者钱穆等进一步论证"徐偃王即宋王偃"之说，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才逐渐深入。
（三）《后汉书》的调和与破绽
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试图调和《史记》与《韩非子》的矛盾，称："穆王得騄骥之乘，乃使造父御以告楚，令伐徐，一日而至。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。"
这一说法看似圆融，实则破绽明显：周穆王不可能命令一个数百年后的楚文王去执行军事任务。从周穆王（约前10世纪）到楚文王（前689年即位），相隔超过三百年。这种"穿越时空"的命令，在逻辑上完全无法成立。因此，《后汉书》的调和之说，反而更清楚地暴露了"徐偃王"事迹被杂糅混淆的事实。
四、核心证据三：周穆王时期的徐国霸主实为徐驹王
（一）《礼记·檀弓下》的明确记载
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了一则春秋时期的外交事件：邾娄考公之丧，徐君遣大夫容居前往吊唁。容居在与邾国官员的对话中，追述其先祖功业时言："昔我先君驹王西讨，济于河，无所不用斯言也。"
这段记载的关键在于：容居作为春秋时期的徐国大夫，在追述其先祖时，明确称"先君驹王"，而非"先君偃王"。"驹王"是徐国历史上一位以武力西征、渡过黄河而闻名的君主。这一记载与《逸周书》《尚书·费誓》等文献中徐国"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"的记载完全吻合。
传统上，这些攻周事迹被归于"徐偃王"名下。但《礼记》的明确记载告诉我们：率九夷攻周、打到黄河边上的徐国君主，其实是"驹王"，而非"偃王"。
图6 《礼记·檀弓》古籍书影
（二）金文中的"攻王"即"驹王"
金文材料为"驹王"的存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。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器《虘又巢镈》，其铭文曰："余攻王之玄孙，余詨子，择其吉金，自作龢鐘。"
学者孔令远、李学勤等考证认为，金文中的"攻"与"驹"相通，"余攻王"即"徐驹王"。这一考证将传世文献中的"驹王"与出土金文直接联系起来，形成了文献与文物的双重印证。
此外，《礼记》注疏中亦明确指出："驹王，徐先君，谓僭号者。"说明"驹王"是徐国历史上一位僭号称王的强大君主，其时代约在西周初期至中期，与周成王、周康王、周穆王时期相当。
（三）徐驹王与周穆王的历史对应
综合各类史料，周穆王时期的徐国历史可以重构如下：
西周初年，徐国作为东夷强国，势力日益壮大。周成王时，徐驹王（或其后继者）曾与淮夷联合，率九夷攻周，兵锋直抵黄河西岸。《尚书·费誓》中鲁侯伯禽"徂兹淮夷，徐戎并兴"的记载，以及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中"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"的记载，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徐国对西周王朝的威胁。
周穆王时期，徐国势力进一步扩张，"处潢池东，地方五百里"，成为东方诸侯的领袖。周穆王为应对徐国的挑战，一方面命造父驾车西巡以巩固后方，另一方面联合楚国（或楚地部落）共同讨伐徐国。这一系列军事行动，在《史记》中被记载为"穆王伐徐"，但其对手实为徐驹王或其继承者，而非"徐偃王"。
从时间上看，徐驹王活跃于西周初期至中期（约公元前11-10世纪），与被楚文王所伐的春秋徐偃王（约公元前7世纪）相隔约三百年。二者绝非同一人。
五、徐偃王的年代重构：一位2790年前的春秋人物
（一）楚文王伐徐的时间坐标
楚文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89年至前675年。若以楚文王伐徐之年约为公元前680年计，则距今（2026年）约2706年；若以楚文王即位初年伐徐计，则距今约2715年。综合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与《说苑·指武》的记载，王孙厉劝说楚文王伐徐一事，当发生在楚文王在位前期，约公元前680年前后。
因此，被楚文王所伐的这位"徐偃王"，是一位生活于约公元前7世纪初叶的春秋人物，距今约2790年（以公元前770年左右为其活跃期上限）。这一年代定位，与江西靖安出土的春秋晚期"徐令尹者旨型炉盘"所反映的"雁君"世系，在时代上完全吻合。
表1 徐国相关人物年代对照表
（二）"偃王"称号的性质
"偃王"很可能并非特指某一位君主，而是徐国历史上多个强大首领的通称或称号。在先秦时期，"偃"与"嬴"同源（徐国为嬴姓），"偃王"可能是徐国王族中某位获得特殊尊崇的君主的称号，类似于"霸王""武王"等称号的用法。
春秋时期，徐国仍保持较强的国力，其君主继续使用"偃"（"雁"）称号。被楚文王所伐的这位徐国君主，正是春秋时期的"偃王"（即"雁君"）。而《史记》等文献在记述西周历史时，将后世对"偃王"的记忆与周穆王时期的徐国历史相混淆，从而产生了"周穆王伐徐偃王"的错误系年。
六、"徐偃王"形象杂糅的历史成因
（一）不同时期事迹的叠加
徐国作为东夷强国，从西周到春秋，历史上多次出现强大的君主。这些君主的事迹——无论是徐驹王攻周的武功，还是春秋徐偃王行仁义而朝三十六国的文治，抑或是被楚文王讨伐而亡国的结局——在口头传承和文献编纂过程中，逐渐被叠加到同一个"徐偃王"形象之上。
特别是"行仁义""朝三十六国""仁而无权"等叙事元素，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，容易在传播过程中被抽象化和典型化，从而脱离具体的历史人物，附着于一个统一的符号化形象。
（二）宋王偃事迹的误植
近代学者钱穆等提出，后世文献中的部分"徐偃王"事迹，可能来源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宋国君主"宋王偃"。宋王偃（又称宋康王）活动区域与徐国故地重合（均在今江苏徐州一带），且同样以"偃"为名，同样"行仁义"而最终导致亡国。战国时宋都已迁至彭城（古称徐州），宋亦得"徐"称。
钱穆指出："偃王者，疑乃王偃之倒。""宋亦称徐，即指新都彭城而言。"这一观点虽然尚存争议，但揭示了"徐偃王"形象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——它可能不仅是徐国君主事迹的杂糅，还包含了周边政权（如宋国）历史记忆的渗透与误植。
（三）文献编纂中的系年错误
《史记》将徐偃王系于周穆王时代，可能源于司马迁对先秦史料的一种整合尝试。在西汉时期，关于徐国的历史记忆已经相当模糊，不同来源的史料（如《秦记》《赵世家》所据的谱牒材料）可能将不同时期的徐国君主混为一谈。司马迁在编纂时，选择将"徐偃王"置于周穆王时代，可能是基于某种谱系推算或史料比附，而非严格的历史考证。
《韩非子》作为法家著作，其引用"徐偃王"故事旨在论证"仁义不足以治国"的政治观点，对历史年代的准确性并不十分在意。而《后汉书》的调和之说，则是范晔在整理东汉以前史料时，试图弥合矛盾的一种折中处理，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混淆。
七、结论
综合出土文物、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三重证据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：
第一，1979年江西靖安出土的"徐令尹者旨型炉盘"，其铭文"雁君之孙"确凿证明春秋时期确有"雁（偃）君"存在，为"徐偃王"的春秋年代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。
第二，被楚文王（前689-前675年在位）所伐的"徐偃王"，是一位生活于约公元前7世纪初叶的春秋人物，距今约2790年。这位"徐偃王"与《史记》系于周穆王（约前10世纪）名下的"徐偃王"，相隔约三百年，绝非同一人。
第三，《礼记·檀弓下》明确记载周穆王时期率九夷攻周的徐国君主为"驹王"，而非"偃王"。金文材料（如江苏邳州九女墩出土的《虘又巢镈》）中"攻王"即"驹王"的考证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。
第四，后世文献中的"徐偃王"形象，是西周徐驹王、春秋徐偃王（雁君）、宋王偃等多位历史人物事迹杂糅、混淆后的结果。"偃王"可能并非特指某一位君主，而是徐国历史上多个强大首领的通称。
第五，谯周《古史考》"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去周穆王远矣"的论断，经出土文物与文献比对，已被证明是正确的。周穆王时期的徐国霸主实为徐驹王，而非徐偃王。
参考文献
[1] 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[2] 韩非.韩非子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[3] 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[4] 范晔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[5] 礼记正义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[6] 谯周.古史考[M].//司马迁.史记(三家注)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[7] 崔述.丰镐考信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8] 钱穆.先秦诸子系年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1.
[9] 李学勤.东周与秦代文明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.
[10] 孔令远.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[J].考古,2000(6).
[11] 江西省博物馆.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青铜器[J].文物,1980(8).
[12] 冯时.虘又巢钟铭文考释[J].考古,2000(6).
[13] 白益民.徐国君王世系在青铜器上[EB/OL].微信公众号,2025.
[14] 徐旭生.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0.
古向
07-31添加评论
点赞